| （三）
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
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诺思等人看来，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且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他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日本的崛起,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旨。
企业文化可在企业内形成一定的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系，可谓“心灵结构”（mentalstructure），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和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且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如不会因为公司总裁的变迁而引起公司行为的起落。当然，也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可能显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之在演进中受到自身的障碍,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能不断再造，适时创新。
同时，为达到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需要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体，人的不同行为可以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可形成“道德共同体”或某种“道德认同”，这种体系相信和赋予每个人一组选择和行动的“权利”，包括对资源的权利和对人际关系作出调整的权利，在企业内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
大卫·克莱珀斯（DavidKreps）在其《企业文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更是用博弈论来解说企业文化。企业作为一个由多个人组成的群体，其行为实际就是人与人的博弈过程。人的行为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一般认为效用函数的变化很小，因此个人所面对的约束条件如环境就决定了他的行为。
克莱珀斯从博弈论有名的“囚徒悖论”（prisoner’sdilemma）开始，在静态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理性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解”（即两个囚犯都承认错误）。然而在克莱珀斯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囚犯完全可能都拒绝承认错误，实现共同合作，达到帕累托最优解。
克莱珀斯使用了博弈论很少研究的“焦点”假说：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与其中的“环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使他们自发地选择与各自条件对称的策略（“焦点”）而实现均衡。即当人们看到许多可能的均衡时，他们可以达成某种暗中的共识，选择同一个均衡解中（指派给每个人）的策略。这样的“环境”，克莱珀斯称之为“CorporateCulture”（企业文化），他认为其对企业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量情况下，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因为无法估量该事件发生所带给每个人的损益）。为了使增进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解更容易出现，企业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企业的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也就是企业文化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微妙的暗示。也可以反过来认为，“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这里的“焦点”很显然容易使我们想到“麦肯锡7S”中所指的核心“共享的价值观”（Shared
value），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使经济学更接近现实，打开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这个“黑匣子”，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还在深化，有待于企业文化研究的学者和工作者不断地从中吸取养份。这对于目前举步维坚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进行创新企业文化建设无疑有相当的思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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